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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于欢案法院和警察玩忽职守怎么判

发布时间: 2019-08-10

  2017年5月2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组会同山东省人民检察院专案组先后询问了所有处警人员和主要的在场证人,提取了执法记录仪、处警记录等重要物证、书证,反复查看了案发地——源大公司的厂区监控录像;山东省人民检察院渎职侵权检察部门也对案发当晚处警民警是否存在失职渎职犯罪问题进行了专门调查。

  经过调查,结论是,案发当晚处警民警并不涉嫌渎职犯罪。检察机关调查认定的事实是:

  2017年4月14日晚22点07分许,山东源大工贸公司员工报警称“有人打架”。

  22点17分许,冠县经济开发区派出所女民警朱秀明带辅警2人到达现场。处警民警联系报警人,电话未能接通。民警发现公司办公楼一层接待室聚集多人,遂进入接待室进行询问。室内双方均表示没有报警并各执一词,民警警告在场人员不准打架。

  于欢的母亲苏银霞提出可能是外面员工报的警,民警于是准备出去寻找报警人。苏银霞母子打算与民警一同离开接待室,被讨债人员阻拦,民警再次警告不准动手。

  22点22分许,处警人员走出房间,源大公司员工(非报警人)上前向民警反映情况,民警听取情况并给副班民警打电话,通报“现场很多要账的,双方说的不一样,挺乱的”,通话记录和电话回声录音证实,副班民警表示马上开车过来增援。民警再次安排辅警“给里面的人说不能打架”。

  22点23分许,处警民警进入警车商量要不要给领导打电话,商量的结果是先不打,约40秒后处警人员下车往室内走,源大公司两名员工(仍不是报警人)继续向民警反映情况。

  22点25分许,接待室突然传出吵闹声,民警闻讯跑进室内,发现有人受伤、于欢手里拿着刀,民警立刻将刀收缴、将于欢控制住,同时安排打120电话,伤者同伴表示开他们自己车去医院更快。民警随后对现场及证据做了保护和固定。

  22点35分许,副班民警带2名辅警赶到现场。副班民警是从家中赶过来,大约在接到电线分钟左右,这个速度也是比较快的。另外,公司厂区监控录像显示,警车到达现场后未再有任何移动。

  检察机关调查认为,案发当晚处警民警按照公安机关相关工作程序迅速开展了处置工作,但民警朱秀明等人在处警过程中也存在对案发中心现场未能有效控制、对现场双方人员未能分开隔离等处警不够规范的问题。

  根据调查认定的事实和证据,案发当晚处警民警的行为不构成玩忽职守罪,山东省检察机关依法决定对朱秀明等人不予刑事立案。

  聊城市冠县纪委、监察局依据《中国纪律处分条例》、《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研究并报冠县县委、县政府批准,决定给予冠县崇文派出所副所长郭增金党内警告处分。给予冠县经济开发区派出所民警朱秀明党内严重警告、行政降级处分;分别给予冠县崇文派出所民警王斌、张宪超警告处分。

  冠县公安局决定对辅警赵一鸣通报批评,对辅警宋长冉、郭起志予以辞退。 冠县公安局党委委员、正科级侦查员刘晓林对分管联系的崇文派出所、经济开发区派出所工作指导不到位,负有重要领导责任;经济开发区派出所所长杨军负有主要领导责任。

  决定给予冠县公安局党委委员、正科级侦查员刘晓林行政记过处分,给予经济开发区派出所所长杨军负严重警告处分,对冠县崇文派出所所长栗彦峰诫勉谈话。

  山东省聊城市纪委监委2018年10月16日通报称,冠县公安局原党委副书记、副局长韩红光因分管领域内多名干警在吴学占黑社会性质组织案处置过程中存在徇私枉法、收受贿赂等严重违法行为,对此负有重要领导责任。

  通报显示,冠县纪委对韩红光给予其留党察看一年处分,冠县监委给予其撤职处分。截至目前,聊城各部门公开通报的涉吴学占黑社会性质组织案被查处、判决的公职人员已达20人。

  “于欢案”被媒体曝光后,背后讨债的吴学占黑社会性质组织浮出水面。该案件于2016年5月25日由山东省公安厅挂牌督办,由聊城市公安局指定东昌府分局异地立案侦办,吴学占团伙涉案的18名成员除杜志浩死亡外,其余17人全部落网。

  2018年5月11日,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民法院对吴学占等15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一审公开宣判,吴学占被判处有期徒刑25年。2018年6月29日,山东聊城中院二审维持原判。

  自2017年5月以来,山东聊城已先后4次通报查处涉及吴学占黑社会性质组织案的公职人员情况,涉案公职人员已达16人,其中12人分别受到了警告、开除等党纪、政纪处分,2人被辞退,2人被移送司法。上述16人均为冠县公安系统工作人员,其中2人为冠县公安局党委委员。

  2018年9月15日,聊城纪委监委再次通报,冠县人民医院原党委书记、院长张汝胜,总务科科长宋涛为吴学占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被查处。冠县纪委监委给予张汝胜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并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给予宋涛留党察看二年、政务撤职处分。

  2018年9月30日,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民法院通报,已对冠县东古城镇原镇长武德明非法拘禁案一审公开宣判,以非法拘禁罪判处被告人武德明有期徒刑二年零六个月。法院审理查明,因冠县东古城镇某村村民王某某持续信访,2013年12月,时任东古城镇镇长的武德明安排吴学占对其看管控制。

  综上,山东聊城、冠县纪检及法院公开通报涉吴学占黑社会性质组织案被查处、判决的公职人员已达20人。

  参考资料来源:中国新闻网-于欢案处警民警为何不构成犯罪? 最高检公诉厅解答

  展开全部5月26日据山东省人民检察院官方微博消息,山东省人民检察院今日公布于欢案处警民警调查结果,称此事存在处警不规范问题,但不构成玩忽职守罪,不予刑事立案。调查结果所依据的事实与理由:经调查,2016年4月14日晚10时许,冠县经济开发区派出所接报警电话后,民警朱秀明带领两名辅警携带执法记录仪迅速赶到冠县源大工贸公司现场,对现场十余名讨债人员采取口头制止和警告措施,针对现场人员众多、警力不足的情况,及时拨打电话请求增援,在离开接待室中心现场后,继续在厂区听取知情人员反映情况,于欢伤害行为发生后及时收缴作案工具、收集固定证据,故不构成玩忽职守罪。本文警进一步分析警务人员涉嫌玩忽职守罪的案例及其认定依据。

  1、看守所民警对于被羁押人员的人身安全负有重大责任,由于疏于监管,未能发现或制止被羁押人员被同监人员殴打或自杀,导致相关人员死亡的,构成玩忽职守罪。

  2009年1月28日,李荞明因涉嫌盗伐林木罪被刑事拘留,同监室在押人员张厚华、张涛等人以各种借口对李荞明多次用拳头、拖鞋进行殴打,致使其头部、胸部多处受伤。2月8日,张涛、普华永等人又以玩游戏为名,用布头将李荞明眼睛蒙上,对其进行殴打,致使其身上有两处骨折,普华永再一次猛烈拳击后,致使李荞明撞墙倒地昏迷,经送医院抢救无效,李荞明于2月12号死亡。法医鉴定的结论是,李荞明系多次钝性外力打击致严重颅脑损伤死亡。云南省昆明市嵩明县人民法院对涉案民警作出一审判决:原晋宁县看守所民警李东明犯玩忽职守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缓刑二年。

  2005年5月25日凌晨3时至8时,浦北县某看守所安排孙磊和余锋值班。凌晨3时10几分,孙磊和余锋从电视监控画面中发现被关押在北一仓的死刑犯胡东突然醒来,并穿长衫长裤在监仓内来回走动十多分钟,孙磊误以为胡的脚链已脱,便叫余锋到监仓门巡查,发现胡的脚链未脱并仍在睡觉。凌晨3时20几分,孙磊到办公室找药片后到会议室旁活动肢体,后回到值班室找水吃药,而治安员余锋在电视监控室挨着椅子睡着,致使监仓内的一切活动完全脱离监控。凌晨3时50分,孙磊在值班室内听到外边有人叫“管教,监仓有人吊颈”的喊声后,发觉拿错钥匙后,再叫余锋转回值班室拿来北一仓钥匙开锁入仓,这时,北一仓的罪犯胡东已自缢身亡。

  法院认为,被告人孙磊在负责重刑犯为监管对象,属监管对象的重中之重,其不认真履行职责,并违反看守监规制度,使本来能制止的事故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制止。首先,未能按桂公(监管)〔1999〕12号《值班看守岗位工作规范》中“值班人员巡视间隔不得超过20分钟”的规定进行第二次巡视,致使死刑犯胡某自缢有可乘之机;其次,其行为违反了《值班看守岗位工作规范》中“值班人员要随身携带监门锁的钥匙”的规定。浦北县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被告人孙磊犯玩忽职守罪,免予刑事处罚。

  2、警务人员在执法过程中不正确履行职责,造成人员死亡的,构成玩忽职守罪。

  邢某某等涉案警务人员在控制雷某过程中,违反《人民警察法》、《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现场制止违法犯罪行为操作规程》等法律法规,不正确履行职责和不履行职责,在执行公务过程中存在使用膝盖压制颈面部、脚踩颈面部等过度控制手段以及辱骂、掌掴雷某面部,安排辅警、保安员独立执行看管、押送雷某等违法、违规行为,引发雷某情绪激动,继而产生挣扎挣脱、扭动呼喊等一系列剧烈活动,雷某体位呈现站立、跪立、侧卧、俯卧、仰卧等变化。且邢某某等人在发现雷某身体出现异常后,未及时进行现场急救、紧急呼救和送医抢救,仍采用拽拉手铐链等方式,继续进行执法活动,延误了抢救时机。因此,邢某某等五人在执法过程中不履行职务和不正确履行职务,造成一人死亡的严重后果,致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均已构成玩忽职守罪。

  被告人杨某作为同乐派出所的所长,对辖区内的娱乐场所负有监督管理职责,其明知舞王俱乐部未取得合法的营业执照擅自经营,且存在众多消防、治安隐患,但严重不负责任,不认真履行职责,使本应停业整顿或被取缔的舞王俱乐部持续违法经营达一年之久,并最终导致发生44人死亡、64人受伤的特大消防事故,造成了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重大损失,其行为已构成玩忽职守罪,情节特别严重。

  2014年1月5日,白甲与友人喝酒过程中发生争执,白甲头部挨了打,胸前被开水烫,白甲拨打了110。两名警察到达案发现场后,对在场参与人员进行了身份信息登记。2014年1月6至10日,王某某、武某先后对5名相关人员进行询问并制作了询问笔录,王某某在明知被害人伤情可能构成轻伤,且基本案情尚未查明的情况下,与武某违反《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不对现场进行勘验、不委托相关部门对白甲的伤情进行鉴定,不在法定办案期限内办理案件,没有对案件进行其他任何调查取证工作。由于其二人在办案中严重不负责任,不履行职责,743777世外挑园藏宝图,致使受害人白甲因案件无人过问自缢身亡。法院认为,王某某、武某身为公安机关民警,工作严重不负责任,在办案过程中,不履行职责,不依职权对案件进行调查处理,其行为均已构成玩忽职守罪。

  2007年7月27日上午11时20分,王某接到电线时左右,王某珍到东桥派出所报案,却见派出所铁门关闭。她随即赶往嘉惠中学所在地的螺阳派出所报案,值班民警却说被绑架人户籍所在地不在螺阳,应到东桥派出所报案。因螺阳派出所无人接警和东桥派出所的推诿,15时40分,王某再次到螺阳派出所报案,民警才正式立案。次日凌晨5时许,4名犯罪嫌疑人全部被抓获,但王某儿子已被杀害。案发后,惠安县人民检察院经过调查取证认为,在案发过程中三名民警和一名协警严重渎职,已经触犯了玩忽职守罪,对其提起公诉。

  从以上六个案例可以看出,警务人员构成玩忽职守罪多因不负责任,未认真履行职责,导致相关人员死亡。司法实践中,认定的难点在于警务人员的履职行为是否属于玩忽职守以及玩忽职守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

  根据刑法第397条的规定,玩忽职守罪是指国家机关工作玩忽职守,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构成要件包括三个要素:行为主体必须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有玩忽职守的行为;致使国家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责任形式是过失,在许多情况下行为人是一种监督过失。

  不履行,是指行为人应当履行且有条件、有能力履行职责,但违背职责没有履行。不正确履行是指在履行职责过程中,违反职责规定,马虎草率、粗心大意,职责没有履行到位,从而造成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后果。

  玩忽职守罪是结果犯,玩忽职守行为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才成立本罪。根据2012年12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渎职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一条的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玩忽职守,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1)造成死亡1人以上,或者重伤3人以上,或者轻伤9人以上,或者重伤2人、轻伤3人以上,或者重伤1人、轻伤6人以上的;(2)造成经济损失30万以上的;(3)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4)其他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形。

  现有司法解释对玩忽职守罪的主体身份已作较为明确的规定,无论是国有公司、企业和事业单位人员,还是合同制民警、农村基层组织人员,都可以构成本罪的主体。根据2012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第二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明确:实践中,一些国有公司、企业和事业单位经合法授权从事具体的管理市场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工作,拥有一定管理公共事务和社会事务的职权,这些实际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权的公司、企业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符合渎职罪主体要求;对其实施渎职行为构成犯罪的,应当依照刑法关于渎职罪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2、区分玩忽职守罪与一般玩忽职守行为的界限要分析行为是否造成了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的重大损失。

  二者区分的关键在于是否造成了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的重大损失。要注意两点:一是许多工作具有探索性,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失误不可避免,不能以此为由将构成玩忽职守罪的行为认定为一般玩忽职守行为;二是不能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一切失职行为都当作玩忽职守罪处理。如上述六个案例中,均发生了人员死亡的后果。

  3、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是否存在失职行为以及玩忽职守行为与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的重大损失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玩忽职守罪因果关系认定的难点主要有两个:一是对行为人职务行为的正确性以及履职程度的判断涉及大量的行政法律法规,而我国的行政法律法规仍然不健全,在很多的行业缺乏明确的规范与标准,导致司人员在作出具体判断时,往往依照主观经验,随意性较大。二是由于行为人的玩忽职守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是一种间接因果关系,二者之间存在某些中介因素,玩忽职守行为正是借助这种中介因素的作用间接地导致了危害结果的发生,因此,判断玩忽职守罪中职务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时,不仅要考虑玩忽职守行为与中介因素之间的关系,还要考虑中介因素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关系,这就导致其因果关系的认定比较困难。

  最高人民检察院对渎职犯罪因果关系的的指导意见(第八号指导案例杨某玩忽职守、徇私枉法、受贿案)。

  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指导意见认为“在渎职犯罪的因果关系认定方面,如果负有监管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没有认真履行其监管职责,从而未能有效防止危害结果发生,那么这些对危害结果具有原因力的渎职行为,应认定与危害结果之间有刑法意义上的因果关系。”但是这一指导意见并没有对原因力进行具体说明。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渎职犯罪因果关系的认定没有明确意见,但其在发布的龚晓玩忽职守一案中反映了倾向性意见:

  龚晓系交通警察,1996年9月至2000年3月负责车管所驾驶员的体检工作。1999年3月,自1995年左眼视力已经失明的蒋某提出更换驾驶证申请,龚晓违反规定未要求其体检,即在申请表上填写了不真实信息,使蒋某换领了驾驶证,后蒋某也顺利通过交警大队的年度审验。2002年8月20日,蒋某驾驶一辆中型客车违章超载,造成特大交通事故,致使多名乘客死亡、受伤,其本人也在事故中死亡。人民法院认为:

  在龚晓出具虚假体检结论之后的年度审验中,蒋某能够通过审验,完全是由于他人审验失职行为所致,而非龚晓的失职行为所致,因为龚晓的体检行为在1年之后已经归于无效。在其后的年度审验中,相关人员如果认真履行了职责,则蒋明凡不可能通过审验,其当然也就不可能合法地从事驾驶工作,“8.20”特大交通事故也可能就不会发生。就龚晓的失职行为和其后的失职行为对交通事故发生的影响力而言,前者对结果的发生在法律上已经不具有影响力。故此,龚晓的失职行为与交通事故之间不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尽管被告人龚晓客观上存在失职行为,可依照其他有关规定予以行政处分,但其行为不构成玩忽职守罪。

  从上述案例可以看出最高人民法院的倾向性观点是:玩忽职守行为与损失后果之间要存在直接、必然的因果关系。我们认为,对玩忽职守罪因果关系的判断应当首先通过“条件说”找到引起危害结果发生的原因,在“多因一果”中再采取相当因果关系说进行判断:在判断行为与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时,应以行为时客观存在的一切事实为基础,依据一般人的经验进行判断。在存在介入因素的场合下,判断介入因素是否对因果关系的成立产生阻却影响时,一般是通过是否具有“相当性”的判断来加以确定的。在“相当性”的具体判断中,一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进行:(1)最早出现的实行行为导致最后结果发生的概率的高低。概率高者,因果关系存在;反之,不存在。(2)介入因素异常性的大小。介入因素过于异常的,实行行为和最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不存在;反之,因果关系存在。(3)介入因素对结果发生的影响力。影响力大者,因果关系不存在;反之,因果关系存在。当然,如果介入行为与此前行为对于结果的发生作用相当或者互为条件时,均应视为原因行为,同时成立因果关系。

  1、依据《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现场制止违法犯罪行为操作规程》第八条的规定:“公安民警到达处置现场后,应当与所属公安机关保持联络,迅速报告现场情况;接到报告的公安机关应当视情增派警力或者调整警力部署。”第十五条的规定“对正在以非暴力方式实施违法犯罪行为的,公安民警可以口头制止。现场警力难以有效制止违法犯罪行为时,公安民警应当立即向所属公安机关报告,请求增派警力支援;接到报告的公安机关应当根据现场情况立即增派警力。”第十九条:“对正在以轻微暴力方式实施违法犯罪行为,尚未严重危及公民或者公安民警人身安全,经警告无效的,公安民警可以徒手制止;情况紧急,来不及警告或者警告后可能导致更为严重危害后果的,可以直接使用徒手制止。”

  本案中,民警到达现场后采取口头警告不让催债的人动手,后去现场其他地方了解情况做进一步调查,并没有离开现场,在民警去其他地方了解情况的几分钟内,于欢捅伤了他人,在这一过程中,民警的行为并不能认定为严重不负责任,不履行职责。但是因为催债人有轻微暴力行为,民警应当徒手制止,将现场双方人员分离,故处警民警存在履行职务不到位问题。

  2、马经通天报图片,上述六个案例均被认定为玩忽职守罪,是因为其严重不负责任,不履行职责,且介入因素并不异常,如死刑犯自杀、监室暴力的存在这些因素是民警在履职行为过程中应当预料到的,在本案中,民警已经在现场处警,一般来说,民警在场的情况下,双方人员均不会有人身危险,于欢持刀伤人这一介入因素异常,且直接导致了本案危害结果的发生,民警的履行职责不到位与被害人死亡直接不存在直接、必然的因果关系,故因为因果关系要件的欠缺不构成玩忽职守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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